传统武德文化与军事软实力

导读： 传统武德文化与军事软实力1、传统武德文化是加强我军软实力建设的丰厚思想文化资源 传统武德文化与军事软实力2、在大力弘扬传统武德文化中不断提高我军软实力建设效益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是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当代军事软实力的重要依托。加强我军的军事软实力建设，就应该用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重大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扬弃原则，认真继承这一历史遗产，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努力塑造我军威武之师、正义之师、和平之师的形象。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专门您整理好的：传统武德文化与军事软实力。

传统武德文化与军事软实力1、传统武德文化是加强我军软实力建设的丰厚思想文化资源

作为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武德文化，源远流长，独具殊辉，且为世人瞩目。它从一个独特视角揭示和展现着中华民族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而成为展示民族文化精神、反映民族精神本质的重要象征。

武德是指军人从武、用武、尚武之德性，是军人从事军事活动的职业道德。它是一个观念体系和行为品质的统一体，包括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品质、人格等要素。它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内在依据和文化基因。武德文化在特定情境中所决定的气质特征和行为取向，构成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精气神”的魂魄。“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大风暴，甚至可以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因此，在当前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既是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又是我军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思想文化支撑。

“武德”的概念，早在上古炎黄氏族融合时代就产生了。秦以降，“武德”一词开始作为军旅德性的专用术语出现在文献典籍之中。“武”与“德”二字联用，始见于《国语》：“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为正卿，有温德以成其名誉。”这里的“武德”就是特指军人从武、用武、尚武而表现出的德性。后来随着武德文化的发展，其内涵也不断丰富和深化，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同阶级、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武德主体，虽然各有其不同的武德个性表征，但却始终有其共同的武德文化本质。武德是与战争相伴而生的，它由战争所决定且为战争服务。《孙膑兵法》中就将武德的作用概括为：一是巩固内部团结统一的“黏合剂”，即“德行者，兵之厚积也”。二是克敌制胜的强大手段，是谓“故德者，兵之手也。”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是以德治伦理为本、以“仁”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旨在强调以道德手段来处理军事实践活动中的各种伦理关系。关于武德之“仁”的基本内涵和功能，集中表现在对外关系和对内关系的处理上。处理外部关系(即主要是与敌军、与敌国、与邻国的关系)的所遵循的是“义战”原则。“义战”主要是指爱国爱族、诛暴伐乱、以战去战、上兵伐谋、善俘安降、兵不血刃、先德后武、和睦邻邦等。处理内部关系(即主要是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上下左右关系等)所遵循的是“人和”原则，主要是运用道德的手段来维系。“人和”原则主要包括和军爱卒、爱民保民、恤民安民、上下诚信、爱兵如子、赏信罚必、师出以律、任贤使能、正心宽度、尚谦明恩等。从总体上说，外以“义为上”，内以“和为贵”。武德本义上的“义”与“和”，都是“仁”的原则在军事领域的投射和体现。这也是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五彩缤纷、雄浑壮烈、彪炳史册的内在根据。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是职业性与民众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它有着极其鲜明的职业性特点，又有着其他任何职业道德所无法比拟的极其广泛的民众性、社会性。尤其是武德文化中所蕴含的“辞不忘国，先国后己”的爱国主义情操，“图国忘死，贞之大”的民族气节，“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强烈忧患意识，“临阵约束，则忘其亲”的大局意识和牺牲精神，哺育了历代忠贞为国的铮铮将士和民族英雄，熔铸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之魂，成为团结和激励中华各族人民发愤图强、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旗帜。不仅如此，中华武德文化中所蕴含的历代军人所提倡和弘扬的爱国主义、军事民本主义、军事人道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牺牲和奉献精神，以及忧国舍家、舍亲为国、以身殉国、抗敌御侮、智勇兼备、机智果断、爱族保民、爱民为本等优良品质和高尚品德，也都积淀在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文明之中。这些既是民族文化精华、民主精神本质的集中反映和展示，也是当前我军军事软实力建设和重要精神文化资源，因而堪称为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传统武德文化与军事软实力2、在大力弘扬传统武德文化中不断提高我军软实力建设效益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是中华传统武德文化薪火相传、彰显活力的根本动因。在当前弘扬中华传统武德文化，锻铸高尚的军人武德，既是我军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又是提升我军软实力建设效益的重要突破口和生长点。

弘扬“得道多助”、“义兵必胜”、“义战德胜”的武德文化，努力建设威武之师、正义之师、和平之师。古代先贤读兵论战，并不崇尚单纯以武力制胜。“义”是中国古代人们对战争与军队性质的常用表述方式，“义兵”和“义战”分指为正义事业而战的军队和为正义事业而进行的战争。古代兵家认为，义兵为威武之师，义战为必胜之举。因为正义之师可以充分发挥政治影响的优势，得到民众支持，即“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政治上的巨大优势与军事斗争手段互相配合，就会无往而不胜。

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把为正义事业而战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继承中华武德文化中关于义兵义战是救世之良药的传统，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不义之战，拥护和支持正义战争，并义无反顾地为正义事业而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直至夺取彻底胜利，就成为当代中华武德之传人的崇高使命。在世界政治发展多极化的今天，整个世界并不安宁，局部战争此起彼伏，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弘扬“义兵必胜，义战德胜”的武德文化传统，努力把我军建设成威武之师、正义之师、和平之师，为实现和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弘扬“尚智重谋”、“伐谋伐交”、“攻心夺气”、“奇正并用”的武德文化，努力建设精锐之师。谋略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其最集中的表现领域就是兵学。因此，谋略文化也就成为中华武德文化的精髓。所谓“攻人以智不以力，用兵在巧不在多”。就是对中华武德文化这一思想价值取向的经典表述。《孙子兵法》所倡导的“诡道用兵”，就是对军事斗争和战争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其要义是强调在决定国家民族和将士生死存亡的战场上，要充分运用战争中充满偶然性、多变性的特点，发挥指挥员的智慧，广泛采取虚实转化、奇正并用、示形误敌等各种方法迷惑敌人，进而“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战而胜之。这就要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采取伐谋与伐交两大手段。这就要实行“制必先定”、“精兵锐卒”。因为“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明代兵学家徐光启也说：“千筹百计，总以精兵为根本。若无精兵，虽多得良将无可用，多有奇谋不得用，多选利器莫能用，多结外援弗敢用也”。

“尚智重谋”、“伐谋伐交”、“攻心夺气”、“奇正并用”，作为战争活动中军人素质的重要内容，是军人必备的武德素质，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武德风范。因此，在今天我军软实力建设中，就要坚持“智以为本，勇以为用”，提高军人特别是将领的“德能”和“德智”，以便“好勇而能知大义”,“智勇而后可以建功业”。更为重要的是，要按照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要求，加强军队编制体制建设和法规制度的调整改革，实现人与武器装备的优化组合和最佳融合，使之真正转化为强大现实战斗力的结构性力量。

弘扬“师出以律”、“以治为胜”、“和军一心”的武德文化，努力营造令行禁止、团结统一的良好氛围。“师出以律”的基本要求是：率众出兵，必须严明军纪，谨守法律。“以治为胜”是战国时期的吴起提出的著名治军原则，其要求军队将士要“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统率的“岳家军”，明代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之所以在抗敌中所向披靡，深受群众爱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坚持从严治军，因而成为威震敌胆的强兵劲旅。“和军一心”，就是要在军队内部形成上下、左右和衷共济、团结战斗的和谐氛围。诸葛亮在《将苑·和人》中说：“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故“师克在和，不在众”;“上下一心，乃克有治”。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这个道理。

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我军软实力建设，就要大力弘扬“师出以律”、“和军一心”、“以治为胜”的武德文化传统，坚持以法治军、从严治军，恪守依法治军和以德治军的有机统一，努力营造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团结互助、关系融洽的和谐军营氛围。

弘扬“精忠报国”、“利民忠国”的武德文化，大力培育官兵的牺牲奉献精神。“精忠报国”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武德风范的最高境界。传统武德认为，要真正做到“精忠报国”，一是履责尽忠，即“辞不忘国，先国后己”，“临患而不忘国”。二是舍家卫国，即“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三是舍身报国，即“以身殉国，壹意而已”;“故而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在当前我军软实力建设中，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不断赋予“精忠报国”、“利民忠国”新的时代内涵，剔除其本义中含有的封建忠君思想，在传承中华武德文化的过程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真正使“精忠报国”、“利民忠国”的传统武德文化滋润熔铸于官兵的身心，内化为官兵的理想信念，升华为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行。同时，要在对外交往中，大力宣传我国源远流长的武德文化传统，在弘扬传统武德文化中不断增强军事软实力。

我国传统武德文化的德性视野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战争与文明总是相伴而生，文德与武德总是相对而长。世界历史中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战争与军事理论，可是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中国文化那样，孕育出数量如此庞大、质量如此优良、形式如此成熟的兵书战策。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的统计，中国目前存目的兵书为3380部，其中存世兵书为2308部，此外还有大量散佚的兵书。浩如烟海的兵书典籍，群星璀璨的兵家名将，荡气回肠的经典战役，共同创造了我国古代灿烂的军事文化。在源远流长、璀璨夺目的军事文化中，我国注重德性伦理的武德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放射着关注战争正义和军人德性的武德文化光芒。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专门您整理好的：我国传统武德文化的德性视野。

我国传统武德文化的德性视野

我国传统武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历代兵家的兵书典籍中，亦散见于儒、道、墨等各家的相关章句。不管是历代兵家还是其他各家的武德文化思想，贯穿于其中的主线和核心都是德性。一般来说，德性指根源于人们内心道德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获得性品质，它是道德的核心，是人类一切美德的总和，是道德真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德性犹如良好的道德基因，它在特定情境中会导致军人某种特定的一贯性的行为倾向。研究我国传统武德文化中的德性思想，寻找传统武德文化的德性灵根，是构建我国先进武德文化的历史基础。我国古代兵书典籍浩如烟海，武德文化思想丰富多彩，笔者选取其主要思想，从军事伦理、军人伦理和战争伦理三方面分析概括其德性内核。

我国传统武德文化的德性视野一、古代德性伦理主流文化孕育了军事伦理的"德胜"战略思想

我国古代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道德文明，我国传统文化具有显著的伦理特色，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德性伦理文化，德性既是其人生的起点，也是其人生的终点，是其人生的价值追求，具有本原意义。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的根本目的就"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明明德"就是昭彰、显明、完美的德性;"亲民"指新民，即造就符合封建道德要求的"新民"。整句话意思是通过个体德性的修炼，达到提高个人和集体幸福的"至善"理想。作为"东方圣经"的《论语》，主要就是教人在具体的境况中如何做出道德的行为，如何"成为一个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践行德性伦理。由孔子创立，孟子、荀子完善，董仲舒、王守仁、朱熹、王夫之等发扬光大的儒学，实质是一种如何培养人、造就人、完善人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如何成德之学。儒家主流伦理文化的德性传统举世公认，受其影响，佛、道各家也很重视德性修炼，佛家讲去恶从善，道家讲修道积德，都把德性实践作为第一要义。可见，我国古代主流传统文化是一片肥沃的德性伦理土壤，它所孕育的军事伦理思想必然具有浓厚的德性特色，这点集中体现在军事伦理的"德胜"战略思想之中。

古代军事伦理的"德胜"战略思想，在兵家典籍和儒、释、道、法、墨等各家典籍中都可见到。这种"德胜"战略思想，内涵深刻，主要包含三层意思：(1)以德固国。我国历来主张德治、德政，注重政府道德形象。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儒家主流文化倡导下，德治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这种思想滲透在军事伦理中，就表现为以德固国，即依靠政府、军队和百姓的道德素养来巩固国防，增强国家凝聚力。我国商末周初最早的兵书《军志》就有"有德不可敌"的思想，可惜此书已佚，我们不能见到其详细内容，但这一思想对后世兵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太白阴经》中同样强调国家和军队的兴衰成败在于仁德是否倡扬，作者指出"由此言之，天时不能祜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这说明对一个国家来说，仁德之状况比地势之险易更为重要。现今世界有些国家被美国称为"流氓国家"、"无赖国家"，这虽然是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表现，但也要承认这些国家政府的道德形象确有缺陷，这些缺陷也确实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他们是"有德不可敌"的反面教材，要好好领会我国古代"德胜"战略思想。(2)以德强军。我国历代兵家对道德在提高军队战斗力中作用有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最透彻、最深刻的要数孙膑，他在《将文》篇中写道："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义则不严，(不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故义者，兵之首也。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军不克则军无功。故仁者，兵之腹也。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力不得。故德者，兵之手也"。孙膑在这里明确提出"义"、"仁"、"德"等道德因素是军队战斗力的内在依据，是军人冒死进攻、克敌制胜、勇力倍增的原因，因而加强军队道德建设是增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3)以德致胜。"德胜"战略的最高境界是依靠强大的国力和军力，兵不血刃就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一点被许多兵家当作用兵的最高境界来追求。管仲讲"错国于不倾之地，授有德也"，主张"竟于德"而"不竟于兵";兵圣孙子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孟子讲"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他们的意思都是主张充分发挥道德的力量，不用流血牺牲或者少流血牺牲，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以德致胜、不战而胜，才是"善之善者"。

我国古代军事伦理的"德胜"战略思想，在战争实践中被广泛运用。据《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法家韩非，向来器重"法、术、势"的威力，轻视道德的作用，可他对舜征服有苗的历史事实称颂有加，说明"德胜"战略思想深得人心。殷周时期的文王倾商、武王伐商，也是"德胜"战略思想成功运用的战例。文王武德战略的重要特征是施行"德政"，收揽人心，史称他"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他一贯"笃人、敬老、慈少"，关心鳏寡孤独。有一次甚至下令厚葬施工中偶然发现的死人骸骨，人们告诉他这是无主的，他坚持说"有天下者天下之王，由一国者一国之主，寡人故其主矣"。从此民间流传："西伯泽及枯骨，况于人乎"。文王的"德政"对各地诸侯的影响极大，以至发展到"诸侯皆来决平"(请文王裁决争端)。最典型的是历史上的两个属国虞和芮(均在今山西境内)因领土问题争执不下，不找其主商纣而找文王裁决，但入周境看到周人互相礼让的道德风尚，感到惭愧，未见文王就"俱让而去"，矛盾解决了。从此，有的诸侯称文王为"受命之君"。武王继承文王的"德政"传统，广播仁义，积蓄力量，在商王朝动荡不安之时，乘机兴兵，直捣殷都，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一战而亡商纣，建立周朝。还有商汤王伐桀，"十一征而天下无敌"，这些都是"德胜"战略思想成功运用的战例。

"德胜"战略思想当然不是崇尚空谈道德，如明朝士大夫似的"平日拱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而是主张厚德以载物，以深厚的道德修养智慧来"固国"、"强军"、"用战"，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我想"德胜"战略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道德真理的力量，是正义战胜邪恶、进步战胜落后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这一客观规律在当今世界依然起作用。现代战争还没有开始，作战双方在道德战场的激烈交锋早已展开。现代战争中的各种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的核心就是道德战，而且这种道德战远远比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长。现代国家的元首，都承认道德力量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1993年1月5日在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即西点军校)发表演说时说，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职责就是"运用自己的道德与物资资源，以促进民主和和平"。他言下之意是承认道德资源在促进世界民主和和平中的巨大作用，这好像是我国古代"德胜"战略思想的现代版。
 

我国传统武德文化的德性视野二、古代长期战争实践造就了军人伦理以"唯人是保"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

我国古代战事频繁，先秦时期是一个群雄混战的时代。有人统计，进入春秋以来，在长达294年间，有史料可稽的战争就有483次，在战国的254年间共发生了战争230次。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我国也出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等分裂时期，加上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内战频繁。此外，我国还经常遭受外敌入侵，保家卫国的战争也不少。正是古代长期频繁的战争，锻造了古代军人高尚的武德人格。

古代军人和现代军人一样，可以分为两类：将帅和士兵，因而军人道德也可以相应分为将帅道德和士兵道德。将帅道德和士兵道德在原则规范上是一致的，但由于两者的地位、职责和能力的不同，对将帅的道德要求一般要高于对士兵的道德要求。由于古代军事家、政治家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英雄史观)，他们认为帝王将相是历史的创造者、决定者，普通群众不起作用，加上古代冷兵器时代的体能战中勇力过人的武将在战争中作用重大，古代的兵书典籍在论述军人道德规范时，一般只论述将帅的道德，很少专门论述士兵道德。如果我们把将帅的道德规范作为军人理想的道德规范，我国古代兵书典籍对军人道德规范的论述就十分丰富了。历代兵书都从自己的价值观和分类标准出发，提出了自己的道德原则和德目体系。孙子提出以"智、信、仁、勇、严"五德为纲的将帅道德修养理论;《六韬》提出"勇、智、仁、信、忠"之将帅五德;《三略·下略》指出了"道、德、仁、义、礼"五德等。归纳概括历代兵书的军人伦理思想，笔者把古代军人道德体系概括为一个核心原则和八个德目。

贯穿古代军人道德体系的核心原则是"唯人是保"。《孙子兵法》有云："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这句话最准确、最深刻、最精辟地概括了古代军人道德的原则和核心。孙子这里的"人"显然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主"则指国家，这句话的意思是军人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当作手段，"唯人是保"。这里的人民和国家是统一的，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统一的，因而后来许多兵家把军人道德基本原则概括为"保国安民"。这种概括与"唯人是保"意思相同，但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唯人是保"的"人"包含的意思更广泛，这个大写的"人"不仅包括本国的人民和军人，甚至可包括其他国家的平民和战俘。这样解读孙子"唯人是保"原则，可以看出孙子这一原则包含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权思想，对当今世界军人道德生活仍有指导意义。

依据"唯人是保"的道德原则，历代兵书对军人道德具体规范作了详细的规定，主要可以概括为如下八个德目：(1)"仁"，仁者爱人，既指对士兵的爱护，也指对将帅的爱戴;(2)"义"，义者人之所宜，指军人的行为举止符合正义、公道的要求;(3)"忠"，忠则无二心，指忠于君主，忠于国家，舍小我顾大我;(4)"智"，智指知识、智慧，即善于运用计谋、精于筹划;(5)"勇"，即勇敢，在矢石如雨的战场上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用岳飞的话说是"武臣不惜死"，用马援的话说是"马革裹尸还"的精神;(6)"严"，指威严，严于治军，严守纪律;(7)"信"，指诚信，赏罚有信，"严刑罚，明庆赏"、"赏明如日月，信必四时"，坚定敢打必胜的信心;(8)"礼"，礼者人之所体，指军人在日常生活以及军队交往中保持必要的礼节礼貌。我国历代兵书典籍对军人道德规范的论述是最详细、最完备的，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相比。以上概括的八个德目并没有穷尽我国古代军人的全部美德，如戚继光对将帅的道德境界提出了"正心术"、"立志向"、"明生死"、"辨利害"、"做好人"、"坚操守"、"宽度量"、"尚谦德"等具体要求，以及"忧国不谋身"的道德理想境界，这些美德有的超出了上述八个德目的范围。深入挖掘古代军人美德规范，对丰富和完善我军现阶段《军人道德规范》仍有积极意义。

我国古代兵书典籍不仅提出了军人道德的原则规范，而且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武德高尚的军人典范。名将霍去病在短短的军旅生涯中，斩俘匈奴军十余万，为巩固汉室立下了重大战功。汉武帝加封其为大司马并要为他建造府第，他辞谢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他以军旅为家、以身许国的高尚武德精神令人敬佩。东汉名将马援六十三岁战死疆场，实践了他"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志愿。抗倭名将戚继光，创建"戚家军"大败倭寇，屡建奇功，他"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终于实现了他"名香万古，立像庙庭"的道德理想。三国的曹操军队纪律严明，并且能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当其坐骑受惊践踏了百姓的麦田时，他命主簿为自己定罪，削发代首。这些名将的武德人格是传统武德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今天军人修身立德的榜样。

我国传统武德文化的德性视野三、古代农耕文明的保守本性产生了战争伦理的"仁战"思想

古代世界的文明有三种：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商业文明。中国是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家，这种文明生产效率比较高，社会比较稳定，四季长期劳动，不能耽误农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人被拴在了土地上;游牧文明则不同，属于短时劳动，效率低于农业，社会不稳定，当游牧业无法满足自己需要时，就要掠夺农业成果，有掠夺倾向，如蒙古;商业文明的特点是获利比较高，但生活比较动荡，创收也不稳定，有很大的入侵性，如地中海文明。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游牧文明和商业文明内蕴着侵略扩张的本性。在游牧民族看来，战争不过是对人的狩猎而已，通过战争获得财物是一条生财之道，不但不可耻而且值得荣耀。在航海民族看来，战争只是开拓和维护殖民地、争夺贸易霸权的基本手段，是"创造财富的工业"。在这两种文明中，战争伦理是尚武暴力型的。与两者相反，农业文明一直崇尚和平稳定，在他们看来，土地就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有了它，农民就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太平的生活。因而农业民族向来反对战争，把战争当作是毁坏田园、涂炭生灵的恶魔。正是在农业文明本性保守、求稳定、尚和合的社会环境中，诞生了我国古代战争伦理的"仁战"思想。

我国古代战争伦理的"仁战"思想内涵丰富，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第一，战争权力属"天子"专有。任何战争的爆发，都有一个是否符合正义、是否符合"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孔子态度明确：战争是否符合"仁"的要求，其直接的标准是看自"天子"出还是"诸侯"出。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明确指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出于"天子"就是"仁战"，而出于"诸侯"就是不义之战。虽然，孔子说战争应自"天子"出，有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一面，但也体现出了他的权威主义意识和渴望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积极思想。"征伐自天子出"的实质就在于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威力量达到天下统一，政出一门，消除内乱，保持社会有序的目的。当然，这里孔子讲的"天子"是指尧、舜、禹、周公这样德高望重的明君。如果用今天的语言解读孔子的话，"天子"就是指一个道德权威，如联合国。任何国家的军事行动和战争，如果得到联合国授权，就是"仁战";如果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就是不义之战。有的战争虽然军事上胜利了，但道德上失败了。

第二，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战争。中国历代兵家虽然认真研究战争，但都不是好战分子，都不希望战争。对于一个农耕民族而言，战争带来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历代兵家对战争既可伤人、又可伤己的两面性有高度的关注和深刻的体认。兵法有云"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尉缭子》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三略》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太白阴经》认为"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曾胡治兵语录》认为"兵者，阴事也";《管子》总结战争有"贫民"、"伤财"、"危国"、"忧主""四患"。基于对战争破坏力的深刻体认，古代兵家都是在"兵凶战危"的基础上阐述其军事理论的。他们最后都得出结论，战争目的是"以战止战"、"止戈为武"。即使是对战争持比较积极态度的兵家(如商鞅主张积极的进攻型的战争观)，也不得不讲"去战，慎战，善战，守战"，不得不把 "以战去战"当作核心。《商君书·画策》写道"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司马法》也讲 "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千万不要把这些话解读为对战争和暴力的支持，这样解读就忘了它的理论前提--"兵凶战危"，这里的战争是万不得已的战争，其目的是"止战"、"去杀"、"安人"、"爱民"。这里的战争只是一种实现"仁"的手段，是用不得已的战争这把"手术刀"割掉人类文明机体中的"毒瘤"。

第三，战争中双方军队必须有道德。战争是人和人之间的战斗，某些共同的道德规范是双方都必须遵守的。春秋时期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虽然被毛主席批评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这并不能说明战争中军队不需讲道德。毛主席对宋襄公的批评是针对其军事上的保守主义的，在军事行动中可以"兵不厌诈"，但在非军事行动，如对待俘虏、安抚百姓、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等行动中，必须讲道德，特别是对胜利的军队。因而军队必须是"禁爆诛乱"的"义兵"。《荡兵》中说："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者则活人，得恶药者则杀人。义兵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义兵可以使"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这里作者把"义兵"视为人民的救星，把"义"视为一切行动的总纲领，只有兴义兵、举义战方可获得军事和道德双重胜利。

我国古代战争伦理中的"仁战"思想，在当今世界的军事斗争中仍有指导意义，如现代战争必须取得联合国授权、必须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必须善待俘虏、必须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总之，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世界上没有全新的事物。正如台湾学者说的"斩断传统的现代化是一条通往断崖的绝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先进文化可以摒弃传统而重新开始。我国先进武德文化的构建，必须从传统武德文化中寻找依据。用德性视角审视我国传统武德文化，其"德胜"战略思想、以"唯人是保"为原则的道德规范体系、"仁战"思想是我国古代灿烂武德文化的德性灵根，在人类进入数字化、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武德文化对军人价值观的培育

党的十七大报告鲜明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认识其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对于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专门您整理好的：武德文化对军人价值观的培育。

武德文化对军人价值观的培育1、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是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资源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从一个独特视角揭示和展现着中华民族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凸现出民族文化的普遍品格，有着极其深厚的民族根基、鲜明的大众特色、丰厚的文明底蕴。历史和今天都证明，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是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资源。

所谓武德，就是从武、用武、尚武之德性，包含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品质等。最早提出“武德”概念的是楚庄王。他说：“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武”与“德”二字联用，始见于《国语·晋语九》：“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为正卿……”。《尉缭子·兵教》中说：“此之谓兵教，所以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此处“武德”指的是军人的历史使命，即责任、义务和军人的价值。司马迁在《史记》中赞美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是“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至汉代，曾置有“武德舞”，舞人悉执兵器和乐而起，以颂扬除乱而安天下的功德。梁启超认为武德传统起于炎黄时代，他高度赞扬黄帝“以武德贻我子孙”。为提升中华精神品格，复兴中华民族，梁启超大声疾呼要以“我先民之武德”作为子孙后代的模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当高度重视中华武德文化的价值。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和最广泛的社会性、民本性特征。首先，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是以“仁”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在武德文化之“仁”的思想体系中，爱民、爱国是武德的最核心价值，是军人的最高价值追求。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就是“精忠报国”与捍族保民相统一的文化体系。从楚庄王的“保大”“安民”、孔子的“执干戈以卫社稷”到《国语》中的“为国者利国之谓仁”等，无不揭示出武德文化核心价值的真谛。一部中国古代史揭示，那些被历史讴歌、被人民敬仰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等，大多是“精忠报国”“扶众安民”的典范。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又是职业性与广泛的民众性、社会性相统一的文化体系。尤其是以捍族保民为特征的这面爱国主义旗帜，不仅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而且能产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特别是在反对外敌入侵、军队一时成为民族生存寄托的战争时期，军人的“精忠报国”精神对全民族、全社会的价值观念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孙中山对于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规范体系，在继承的基础上作了创新性发展。孙中山为“智、仁、勇”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明确提出军人价值、军人使命等概念，强调指出：军人最重要的是真正懂得“捍族卫民者，军人之天职”的道理，发挥其“忠爱民国”的优良品质，尽其“兴武止战”之使命;只有努力恪尽“天职”，永葆“良质”，才能“以保军人之价值”。“捍族卫民，矢忠必勇”，是孙中山的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武德文化“精忠报国、和军制胜”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武德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和发扬者，对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性格的影响具有革命性意义。人民军队的武德文化，是有史以来对中华文明影响最深刻、最广泛、最受世界人民敬仰的先进武德文化形态。多次受到邓小平接见的美籍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访问大陆后在美国以《民族“武德”的重视》为题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他说：“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孕育于江西的红军和陕北的八路军，成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断言：“‘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这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人民军队武德文化的先进性、民族性和伟大价值的深刻揭示和高度礼赞。
 

武德文化对军人价值观的培育2、

在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创新发展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武德文化是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发展的。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承载着中国历代军人不懈追求崇高价值的人生理想，清晰地展现了军人所奋斗的价值目标、价值实现途径和价值评价标准等完整的军人价值观体系。其发展的规律性与价值特性，对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要牢牢把握军人政治导向的时代内涵，坚贞不移地忠诚于党。任何军队都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所以任何军队的军人价值观，都是为了军队有效执行历史赋予它的政治任务而确立的。因此，从古至今各个民族、各个阶级的军队，无论是否明确规定军人价值观及其政治内涵，其军人价值观的政治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从先秦时期的“尊主安国”、“保人利主”，至封建社会的“忠君报国”，再到孙中山的“捍族卫民”、“忠爱民国”等，其政治内涵无不是随着历史发展的变迁而改变。与中国传统武德文化不同的是，当代西方军人核心价值观在话语表述上往往竭力回避和模糊它的政治内涵，这种表面上所谓的“远离政治”、“非党化”，实际上本身就是政治，是作为整个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党化”的使然。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鲜明地把忠诚于党放在首位，赋予了中华传统武德新的时代内涵，这就是要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指挥;尤其在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进行价值观渗透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努力锤炼坚定不移忠诚于党的品格，这是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第一要义。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要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时代内涵，真心实意地热爱人民。以人为本是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历代兵家所崇尚的最高价值理想。《孙子兵法·地形篇》中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孙膑兵法·月战》开篇即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武德文化的以人为本有其丰富的内涵，既包含对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也包含对军人“励气”、“贵德”、“尚和”、“精武”等军人素质方面的要求。爱民是以人为本的精髓。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不仅重视“民”的价值，而且更重视将爱民的价值追求付诸于军人价值实现的武德实践之中。但是，古代武德文化更多的是把爱民作为一种价值实现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满足治军安民、攻取战胜的需要，因而还不能把“爱民”彻底灌注于武德行为之中。我军是人民的军队，在继承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基础上，赋予了以人为本新的时代内涵，确立了以热爱人民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开辟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以“服务人民”为优良传统的先进武德文化的新境界。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要牢牢把握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矢志不渝地报效国家。“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是任何阶级的军队都共同信守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同朝代、不同性质的国家形态，但是就普遍意义而言，为捍卫祖国、民族利益而捐躯献身的军人，总是被历史所讴歌，为人民所怀念，为后人所垂范。我军是在“救中国”的民族呐喊中诞生和发展的。无数革命军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拯救中华民族的人生征程，前赴后继，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鲜血和生命，谱写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把报效国家规定为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和我军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对于当代革命军人来说，就是要在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基点上，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决维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要牢牢把握军人价值实现的途径，义无反顾地献身使命。价值目标和价值实现的途径，是价值观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持价值目标和实现途径的有机统一，才能有效地实现军人的价值。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揭示，“精忠报国”、“捍族卫民”主要解决的是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是价值目标;“和军制胜”、“矢忠必勇”等，主要解决的是怎样当兵、当什么样的兵，怎样打仗、打什么样的仗的问题，是价值实现的途径。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不仅要牢牢把握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的价值目标，而且要明确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并努力付诸实践。献身使命就是当代革命军人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军人使命是厚重的历史责任，是一定历史时期、历史阶段军人价值目标的具体化和集中体现，是军人伟大而神圣的价值担当。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就是一部传承使命文化、激发强烈使命感的教科书。“马革裹尸还”的献身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烈气节，“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价值担当，“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的忧患意识，以及无数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中国军魂，无不是一部部献身使命的武德篇章。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要牢牢把握军人价值评价的标准，科学自觉地崇尚荣誉。荣誉是道德的最高奖赏，也是价值的最好证书。对于荣誉的追求是社会文明进步、个体人格完善的重要动力。高尚的人们往往视荣誉为生命。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武德文化传统的国度里，荣誉在军旅人生中有其特殊的价值魅力。“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等，都告诉世人，军人的荣誉重于生命。荣誉对军人有强烈的召唤力和吸引力。中国古代武德教育之所以十分重视“明耻教战”，就在于激发军人崇尚荣誉，扬荣抑耻，奋发进取，创建功勋，已成军旅人生之不朽,价值之升华。武德荣辱千古事，军中将士应先知。我们是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既要牢牢地把握好军人价值评价的标准，更要自觉地传承和发扬中国历代军人珍视荣誉的优秀传统，树立科学的荣辱观，崇尚荣誉、珍惜荣誉、创造荣誉，争创一流、建功立业。

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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